2025年，世界经济仍在疫情后遗症、地缘政治紧张、通货膨胀、债务阴影以及技术变革的重压中艰难前行。人类已掌握太空科技，却屡屡在“怎么搞经济”上翻船。机器能模拟人脑，金融、产业、就业的基本逻辑却始终混乱。我们有了GDP的实时数据、央行的策略模型，却搞不清为什么实体经济疲软、民众消费下降、产业空心化、就业质量低下。
这一切，难道不是经济学进步了吗？不，是我们忘了经济学是什么。
经济学的初心不在于炫技的回归分析，而是回答——财富从哪里来，为何流失，又该如何守住？
亚当·斯密在1776年出版《国富论》（The Wealth of Nations）时，没有网络、没有大数据，只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常识逻辑。但正是这些朴素的力量，给出了我们今天仍未完全学会的答案：
“国家的财富，并非来自官办工厂、货币堆积或殖民征服，而是源于人民普遍、持续地从事劳动，并且能依据市场机制做出自利的、自由的选择。”
简而言之：在市场中，自由劳动+正常激励=财富增长。
250年过去，今天的困境，本质上不是我们“手段不够”，而是我们忽略了这个最基本的逻辑。
当今灾难来自“操控之手”
斯密最具争议也最常被误解的观点，莫过于他那句“看不见的手”：
“每个人出于自身利益而行动，无意中推动了社会总体利益的实现，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。”
有人将它理解为：市场万能，不需干预；任由资本贪婪，一切自然协调。这种理解极其粗糙，已经背离了斯密的原意。斯密从未主张无政府主义式的自由放任，他更清楚人性中的局限与贪婪，正如他对“商业人的勾结行为”的强烈警告。
今天问题出在哪儿？不是“看不见的手”失效了，而是“看不见的手还没出场”，就已经被“操控之手”替代了。
■ 被补贴高筑的幻象繁荣
面对经济下行，政府手段越来越相似：贴息、补贴、基建刺激、央行放水，置换债务。一切看起来是“托住了市场”，实则隐患丛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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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主体依赖国家输血，而非寻找效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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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流向效率最低、关系最优的部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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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费被提前透支，需求真空更深。
斯密反对政府干预？不。他主张有限干预以保障市场机制长期运行。如果政府沦为“做题家”，一遇问题就刷手段，便破坏了市场的激励体系。
■ 权力对市场配置的挤压
《国富论》明言，市场不是人人都能进、进了还能受益。只有平等参与机会+交易自由+可预期制度，市场效率才会发挥。今天这三者，在很多国家都陷入严重扭曲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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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准入由权力定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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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回报看政策指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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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体看不到自己的“长线逻辑”。
于是“寒门”不再有选择，创业如赌博，稳定优于竞争，失去的不只是增长，还有信心。
“看不见的手”之所以有效，并不是因为它神秘，而是因为前提成立：制度中立、公平竞争、信息透明、信用稳定。
拿掉这些，市场就只剩厮杀，不再有创造。
劳动分工
是繁荣的底层逻辑
斯密用大量篇幅讲了“劳动分工”。这一概念听起来陈旧，其实堪称“冷知识杀器”：你理解它多深，就决定了你对产业、就业和财富流动的判断力。
“劳动分工，虽然看似微不足道，却是国民财富逐年增加的根本原因。”
如今经济下行，很多讨论聚焦于“刺激消费、恢复需求”，却没有追问根因：我们凭什么还有能被消费的产品？谁来制造？制造是否还有比较优势？产业是否健全？
这，正是分工的问题。
■ 片段化分工，制造业的沉默崩塌
全球化前期，世界享受了“价值链分工红利”，把不同工序交给效率最高的一方。这本来没有问题。但当分工变成碎片化的锁链，而非完整的专业生态，风险就来了。
举个例子：中国的中小制造企业曾是关键零部件的“世界工厂”。但因为缺乏品牌、缺乏高端技术、缺乏终端控制权，它们只能不停“卷成本、卷价格”。一旦国际需求下降、供应链外移，这些企业几乎没有自我恢复力。原因不是我们没有工厂、工人、原料，而是我们分工的地位被压到了价值边缘。
斯密反复强调：国民财富无法脱离劳动分工的位置。工厂不是财富本身，你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“权限等级”才决定你是否能持续获益。
■ 黑洞级别的就业结构畸形
今天看很多国家或者城市的人口构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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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业比例超过70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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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批高校毕业生去做房地产中介、直播带货、外卖骑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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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造业与科技研发相继萎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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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照常扩招、就业只能“啃老”或“啃国家”。
不是新职业不好，而是主业边缘化、副业扩大化。这背后映射的是：分工逻辑失衡了。
一个健康经济体，必须有“创造价值的头部+分配价值的腰部+服务价值的尾部”。但当创造者越来越少，所有人都转去做分配和服务，整个分工体系的金字塔就会下陷。
不是年轻人不努力，而是他们被推入了价值环节最低的位置。
增长模型出了问题
还是我们误解了“增长”
所有国家都在追GDP。去年是5%、今年是4.5%、明年保3%。每一次增速下滑，都是“经济病了”的信号。但我们太少问：增长的质量如何？代价多高？来自哪种动力？
斯密告诉我们：“财富增长，不应以数字衡量，而应以个人生活水平持续改善为准。”现代增长理论讲得很现代，却忘了斯密那句古老的真理：增长，本质上是人做得更多、做得更好，于是得得更多。
■ 投资拉动型增长，终究是饮鸩止渴
几十年来，很多国家习惯了“政府投资+企业配套+房地产催化”三连招。这一招挽救了2008、2015、2020的危机，也埋下今天的地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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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财政悬空，债务不能滚动，只能重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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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建剩余严重，没有现金流，只能靠续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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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产不投资实体、只买楼，造成经济虚化。
GDP上升了，但“结构韧性”下降了，“增长惯性”丧失了，“信任存量”都被提前消耗了。
斯密对此早有评价：
“由非生产性成本主导的开支，不会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，只是形象上的繁荣。”
这是“以债养面”的幻象，早晚会破。
■ 忽视“制度红利”的真正构建
很多人谈制度红利，都停留在“放开注册制”、“减少审批”，但忽视了斯密最强调的一点：“市场运行需依赖三项制度基础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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稳定的法治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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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预期的产权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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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明的交易机制
这不是抽象政治概念，而是比税收更具体的经济润滑剂。如果合同不能执行，产权被随意没收，谁还敢创业？如果政策朝令夕改、无法预期，谁肯投资？如果信息严重不对称，谁信市场价格？
而今的发展瓶颈，不是工具失灵，而是制度已无法支撑健康增长。
《国富论》的局限
是它最大的价值
不讳言，《国富论》是一部18世纪的著作，它没有真实经历21世纪的互联网、人工智能和碳中和，也不能解释地缘冲突、科技卡脖子和全球金融战。它的理论，也有很多基于英国经验、受限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假设。
但这反而成了它最大的价值。
它没有提供“万能攻略”，没有教我们“套利路径”，它只是——建立了一副看经济的透视眼镜。
它让我们不再迷信那些“牺牲效率换刺激”的政策；
它提醒我们警惕权力腐蚀资源配置的诱惑；
它教我们不盲目追求“增长”，而尊重“增值”；
它指引我们回头看：刺激消费之前，是否守住了劳动？投资产业之前，是否理解分工地位？
当下困境，很多国家都有。走出困境，不是靠“更灵活的财政”、或者“更先进的技术”，而是回归那句简单的话：
经济，是千万个普通人公平努力之后的总和。
只要我们仍把经济视为工具、当成短期可操控的博弈，那些困境将持续；但若我们重新理解经济的出发点——人、人性与人的激励机制，《国富论》中所埋下的“古典火种”，依然可以烧亮当下这个灰烬遍地的时代。
